在泰国法身寺负责国际弘法部门的范淑智小姐，今年（一九九八年）五月代表法身寺陪同世界佛教青年会的会长帕拉普先生将佛牙恭送到台湾的时候，曾经来山住了几天。有一天，她说：“我在法身寺十年了，非常欢喜、安住，因为我在法身寺不是从事职业，而是一件没有待遇的工作。”我虽然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但还是继续问她：“没有待遇的工作有什么好处？”她说：“如果我有待遇，就是一种职业，我会计较待遇多少、休假日期、工作成果，反而失去了欢喜。现在因为没有待遇，我觉得是法身寺的法务，是我良心的责任，是我人生的使命感，因此我觉得没有待遇的工作比职业性的工作要快乐得多。”善哉斯言！难怪多少年来我看到范小姐在法身寺忙而忘食，乐而忘忧，原来她已经深入快乐工作的三昧了，这大概就如同佛光山大众从信仰里、从服务中所激发的法喜禅悦吧！

不少各界人士想要了解佛光山入门的长老职事，为什么能数十年发长远心，为佛门奉献，无怨无悔？仔细想来，不正是因为他们不计“待遇”，只求佛法能发扬光大吗？像心平原本在台湾印刷厂服务，慈庄原本在兰阳女子中学服务，慈惠在税捐处服务，慈容在制药公司服务，心定在邮局服务，萧慧华在电信局服务……三十年前他们为了信仰，不惜辞去千元待遇优厚的工作，投入佛门的弘法事业，每月只领取区区二十元的零用金，但每天所发挥的力量比受薪更多数倍以上，推究原由，不外因为他们弘法利生的代价不是外来的金钱数字，而是内心的功德法喜。

记得有一次，一位游教授到西来寺参加佛教会议时，看到住众从早到晚忙得如此欢喜，不禁慨叹自己经常找不到一位乐意和他一起工作的人，而我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不分晨昏跟我投入工作，于是问我其中有什么秘诀。我说：“这是因为我以‘弘法为家务，利生为事业’，所做的一切都是‘没有待遇’，心甘情愿的工作。”回想多少年来，我经常想到自己只是大众中的一个，所以从来不以师长自居，命令别人做事，结果大家对于这种没有命令、“没有待遇的工作”反而更加热心。

像在台湾荣民总医院为我心脏开刀的张燕医师、美国皮肤科的沈仁义医师、眼科的罗嘉医师、牙科的李锦兴医师，不但视我如亲，耐烦问诊，即使听说任何一个佛光山的住众生病了，他们都会自动放下手边的工作，亲为治疗。长远以来，从不接受金钱或物质上的“待遇”，比“为待遇而工作”的人更加认真。

“没有‘待遇’的工作做起来更加起劲。”台北佛光青年团团长黄金宝如是说。看着她领导一群青年干部在公暇课余，从普门寺做到台北道场，从台北道场做到佛光山，任劳任怨，十数年如一日，不禁让我回忆起数十年的弘法生涯中，许多不求“待遇”的义工为法忘躯的精神令人不得不肃然起敬，像李决和居士在宜兰雷音寺为我义务担任总务主任二十年以上时间，后来随我出家，法名慧和；陈伯汾先生为佛光山万寿园和佛光大学的建校工作在台北、台中忙碌奔走；此外从早期的林松年、郭爱、陈慈如、洪吕淑贞等，到近来佛光山各别分院的义工，如台北的苏月桂、李虹慧、游登瑞、许卉吟，基隆的孙淑英、李凤玉，台中的沈尤成、洪嘉隆、赖义明，台南的曾进朑、陈顺章、叶惠贞、萧英芳……甚至加拿大的蔡辰光、赵翠慧，波士顿的冯文銮，休士顿的赵辜怀箴，洛杉矶的陈居，**的严宽枯，马来西亚的陈瑞莱，日本的西原佑一，澳洲的游象卿、廖德培，布里斯本的刘招明，巴黎的江基明，巴西圣保罗的张胜凯，南非的热内等。

近年来，我在台北道场出入频繁，常常天还没亮，就看到义工们已忙着擦窗、洗厕、沏茶、拖地……有的做完道场的工作就搭公车去上班，有的继续留在道场值日服务，其中有许多人在家里是被供奉如神的富豪士绅、千金娇女，一到了寺院，立刻放下身段，从事金刚、侍席的工作，如果只有待遇，没有